前幾天，“政協常委曹志偉工作室”的微信公眾號上，發表了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向國家衛健委提出的建議，認為根據多項研究結果，現在的新冠病毒已經“到喉不到肺”，因此應將“新冠肺炎”更名為“急性新冠感冒”。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專家金冬雁也指出，COVID-19的英文全稱中并沒有“肺炎”對應的單詞，而且Omicron出現后，疫情形勢已經變化，仍將COVID-19譯為“新冠肺炎”是不準確的。

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新冠肺炎”這個名稱主要還是在國內使用，而國際上并不流行。世界衛生組織把SARS-CoV-2病毒引起的傳染病統一稱之為“COVID-19”，而中文則翻譯為“2019冠狀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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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新冠病毒在2019年末爆發至今已經三年多，經歷了世界性的傳播以及無數次變異，感染者的癥狀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因此還用最初的肺炎癥狀來為這種疾病命名，顯然是不合時宜。

新冠病毒的各種特質已經與當初的情況大相徑庭，如果依然稱之為“新冠肺炎”，也自然很容易讓國內的公眾將其對病毒的認知停留在三年前，而沒有考慮到其不斷的變異，依然對其談虎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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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不少無良自媒體，為騙取流量，更是不斷渲染和夸大新冠病毒對人們健康的傷害，從而在各個算法推送的新聞平臺上為公眾造就了一個信息繭房。

事實上，由于對統計學、生物學、概率論等基本知識的缺乏（很多人讀書是只為了考試，而非明理），即便有很多科學證據擺在了眼前，公眾對于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還是有著非常多的錯誤理解。

如果告訴普通人一個數字單位，然后讓其回答這個數字是大是小，恐怕大多數人都只能按照自己日常生活或工作所接觸到的數字尺度進行評估，這就很容易得出差異較大的答案。

好比“100平方”這個數字，如果以城市人口的居住面積來說當然是很大，但如果以農民的耕種面積來說就肯定是少，如果以牧民的牧場面積來說就更加少之又少，如果拿漁民捕魚的范圍來說就更加微不足道。

所以，當我們談起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時，也只有與其之前的數據相比，以及與其他傳染病對比，才能得出結論，而這也是統計學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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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衛生部在11月17日通報9月1日至10月15日各年齡新增病患的新冠疫苗接種情況，其中關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數據與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數據對比，就值得我們參考。

從9月1日至10月15日的死亡數據來看，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很低。有疫苗基本保護的，病死率為0.021%；即便是未有疫苗基本保護的，病死率為0.062%。而相比之下，流感病死率是0.1%（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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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疫苗基本保護”，指的是接種三劑mRNA或重組蛋白疫苗，或四劑科興滅活疫苗。

也就是說，即便沒有疫苗基本保護，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也只是流感的一半多一點點；如果有疫苗基本保護，新冠病毒的病死率甚至降至流感的五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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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盡管沒有像新加坡那樣詳細的統計數據，但很多公開數字還是不難從新聞中獲得。

例如，北京市前幾天一共出了3個新冠死亡病例，但在此之前，盡管內地不同城市的疫情此起彼伏，但中國內地已經半年沒有死亡案例了。

更重要的是這三個死亡病例的年齡分別是91歲、88歲和87歲，大大高于北京市平均壽命的81.8歲，而且他們全都有嚴重基礎病。

▲北京地壇醫院院長金榮華介紹病例情況，圖源網絡

如果在不同年齡組當中比較，無論有無接種疫苗，年紀越大，死亡風險越高。但不要忘記，對于任何疾病或意外而言，年紀越大的人死亡率越高，都是一個基本的常識。

從廣州自10月22日開始的這一波新冠疫情來看，得出的結論也是如此，目前12萬余例感染病例之中，95%為無癥狀，其余都是輕型感冒癥狀，只有除2例重癥，年紀為60歲和80歲的人士并患有基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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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隨機在沒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之中抽出12萬人，恐怕也有不少是老年人，需要住院臥床的吧？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太擔心流感病毒會造成死亡的話，那么我們也不需要太擔心新冠病毒造成死亡。如果我們擔心新冠病毒造成死亡，那么更需要擔心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

如果說，新冠病毒通過傳播會不斷隨機變異，導致現在的奧密克戎毒株的病死率變得越來越低，那么有沒有可能，該病毒又會變異出一種新的毒株，讓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變得像2019年爆發初期那么高，又或者變得更高呢？

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初中生物課學過的演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所有的生物物種，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都有兩個目標：盡可能讓自己可以生存得更久一些，盡可能讓自己的基因繁衍得更廣泛一些。復雜的生物如人類是如此，簡單的生物如病毒也是如此。

因此生物在每一次的基因復制（繁衍）中，都會產生一定幾率的隨機變異。好比你繼承了父母各自的基因，但又會產生出一些他們都沒有的獨特基因。所以，你的外表和性格都有像他們的地方，但也有不像他們的地方。

基因在復制過程中隨機變異的特性，使得物種能夠演化出多樣性，令其在環境出現變化時依然有機會讓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生存下來，繼續繁衍。

舉個例子，某個小島上有一種動物，原本不會潛水，但在某代的繁衍中有一定數量隨機演化出了可以潛水的基因，再形成新的族群，而恰好不久后小島因火山爆發而淹沒，這個可以潛水的族群就跳到水中得以幸存了下來，而沒有演化出這個基因的族群就統統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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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作為生物的一種，也是一樣會在繁衍的過程中隨機演化出不同的毒株。那怎樣的毒株會生存得更久，傳播得更廣呢？

這一定不會是致死性強但傳播性弱的病毒。正如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達到可怕的50%至90%，但同時也限制了它往更大范圍傳播。道理很簡單，致死性強的毒株將會與病毒宿主同歸于盡，無法再傳播出去。2003年爆發的SARS消失，很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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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有那些致死性不斷降低，同時保持一定高傳播性的毒株，才會在競爭中得以勝出。和人類歷史上所發現的眾多病毒一樣，現在新冠病毒也正是如此，每波流行的毒株都是比上一波的傳播性更強，但致死率更低，甚至大部分是朝感染后無癥狀的趨勢發展。

所以，除非經過人工干預，否則只通過自然演變的話，新冠病毒在變異過程中致死性忽然加強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代價就是，病毒變異的次數越多，在人群中清零的難度就越大。就像今年，每次長假期，只要出現大規模人口流動，疫情就必然來一波。

當然，也有人會提到新冠病毒的傳播系數比起流感要高，而中國的人口基數比新加坡要大，若不采取現在這樣嚴格的防控措施，將會造成醫療擠兌，而重癥和死亡的數量也將會比流感高得多。

人口基數多寡，并不是一個阻礙我們參考別國防疫策略的好理由。中國確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14億人，但卻只占全球人口的18%，當與另外的82%相比，是不是又變成了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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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于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系數，在各國都有很大的統計差異，主要是因為各國的防疫措施、衛生條件、生活空間、飲食習慣、疫苗接種率、過往感染率等都非常不一樣。

但總體來看，奧密克戎的傳播系數確實接近兩倍于流感，但卻并不算是最高的，例如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都要更高得多。另外，如果我們進行大規模檢測的話，大家身上帶的各種病毒和細菌恐怕也非常驚人，只不過大部分人沒有癥狀就沒有理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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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廣州常住人口1800萬人之中，有一半的人（即900萬人）感染了奧密克戎，那會有什么結果呢？

我們按目前廣州12萬人感染只有2例重癥的比例進行推算，假設廣州常住人口1800萬人之中，有一半的人（即900萬人）感染了奧密克戎，那也只會有150個重癥感染者。

但單單是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就有1080個床位，至于若要用到最高級別的ICU床位， 僅僅是廣州紅會醫院新啟用的綜合樓就有70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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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新冠病毒感染作為普通呼吸道傳染病對待，不要求強制性隔離（當然會建議自我隔離，對任何非甲類傳染病都是如此）；不針對陽性病例密接人群和所在區域做核酸篩查及流行病學調查；僅根據病情輕重做治療處置，而不是因為他是新冠患者就區別對待。

那么，即便是在廣州一半人感染的奧密克戎的極端情況下，也并不會對醫療系統造成太大的壓力（何況，實際情況是總是一邊有人感染一邊有人康復。）。正如我們看到現在總人口與廣州接近的臺灣地區，盡管每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人數過萬，但醫療系統依然可以有條不紊地運作，并沒有出現什么醫療擠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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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堅持全民做核酸，一定要篩除所有感染者，采取“應收盡收”的策略，而不允許居家隔離，那恐怕再多的醫療資源都如扔進了黑洞一樣，絕對會造成醫療擠兌，不僅會令重癥病人得不到最好的救治，同時也令其他疾病的病人都得不到救治。

今年年初的香港就發生過這樣的悲?。ㄔ斠?a target="_blank" rel="noopener">《漸走出新冠陰霾的香港，能給抗疫中的廣州帶來什么啟示？》），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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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醫療資源是有限的，往新冠病例中投入多了，意味著其他疾病病例的投入就少了。如果死于新冠病毒是悲劇，那么難道死于其他疾病就不是悲??？

更別說嚴格的封控措施，對人們的身心健康帶來傷害，以及到醫院就醫所帶來不便造成的死亡，這些是更為巨大的損失，同時也因為這種損失無法被納入統計，而往往被公眾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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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程度上，即便是現在只有十萬人感染的廣州，也已經處于醫療資源的擠兌之中。不信的話，且看看方艙醫院中那些生龍活虎的“病人”，以及聽聽那些不斷因為勞累而倒下的醫護人員怎么說？也聽聽那些一直排期不了手術的病人怎么說？聽聽因為封控而不便診治的病人怎么說？

更別說在很多城市中，都出現了因為核酸問題而令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搶救而病逝的事件了。

除了對感染和死亡的恐懼之外，也不少人對于新冠病毒的后遺癥感到恐懼。

例如國內很多自媒體就駭人聽聞地寫到，美國當前有2400萬新冠后遺癥患者，并且有16%嚴重到無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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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這件事，澎湃新聞等主流媒體已經進行辟謠，指這個是過期數據得出的結論，現有數據也表明，現下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帶來的中長期危害已經顯著減小（詳細的文章可以點擊：《美國新冠后遺癥患者中有16%癥狀嚴重以致無法工作？》）。

至于對于新冠后遺癥的定義也各有各說法，并不清晰。舉個例子，當我們在普通感冒康復后，也會有一段時間咳嗽，原因是我們感冒常見癥狀是流鼻涕，而經常會有鼻涕流到口腔，就會導致喉嚨發炎引起咳嗽。那這個咳嗽算不算感冒的后遺癥呢？還是算并發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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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醫學數據覺得生澀的話，不妨參考NBA球星塔圖姆和戈貝爾，以及足球明星如梅西、C羅、內馬爾、姆巴佩、德布勞內、迪巴拉、伊布等，他們都感染過新冠病毒，甚至不止一次，但經過一段時間恢復得都挺好，并沒有影響競技狀態和身體素質。他們哪個感染后表示需要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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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他們是運動員身體好吧，那世界各國的政要基本都感染過，有誰因此需要退出政壇了？

即使不信主流媒體，也不信外國人，起碼也應該相信國內的醫學專家們吧？

▲視頻源自網絡

網上每當談論到新冠防疫的問題時，經常會出現兩種極端的聲音，一方主張繼續嚴防死守，一方主張徹底躺平。

但事實上，這都不是科學防疫的態度。所謂科學防疫，不僅僅是使用驗核酸、接種疫苗、健康碼等科技手段，而是指針對實際情況變化，全面權衡各種利害得失，再進行防疫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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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三年多前，當武漢爆發新冠疫情的那一刻，采取如現在這樣的嚴防死守策略，那應該是對的（李文亮醫生或許也不必犧牲），因為那時候的新冠病毒殺傷力強，傳播力相對現在較低；如今三年過去，病毒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殺傷力弱而傳播性強，繼續維持原來的策略顯然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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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世界上也不存在對新冠疫情采取所謂徹底躺平的國家，被標簽為“躺平”的國家，不過是對新冠奧密克戎作為普通呼吸道傳染病對待，但在疫苗研發和接種，特效藥開發，以及對重癥救治上卻并不馬虎，并且已經逐漸恢復了社會正常運作，積極推動經濟發展?，F正是萬人空巷的卡塔爾世界杯，向我們展示出了整個人類社會也正逐漸走出新冠疫情的陰霾。

我們要恐懼的，并不僅僅是新冠，它只是無數病毒之中的一種；我們要恐懼的，也并不僅僅是疾病，經濟收入和自由生活同樣是我們擔心會失去的。且讓我們撥開偏見帶來的迷霧，科學和勇敢地戰勝新冠病毒帶來的挑戰吧！

各位自己友，

你認為該如何科學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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